《立法法》第12条规定了禁止授权的事项，即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结 论：维护宪法秩序统一和依法律行政对授权立法的事前审查既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宪法职责，亦为立法机关履行监督权之体现。《立法法》第13条规定，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威玛宪法时期，德国国会制定授权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和修宪权。1958年，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委任的意旨,即为合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须对授权决定和立法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授权事项。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着对各种法律案的事先审查职责。该理论起源于洛克，其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

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8]实践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审查授权决定，并未对国务院依决定所立之法予以审查。空间转向是指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方法的转向，其不再把空间单纯地作为客观外在，而是尝试性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一种空间/地理观察的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法。

荣敬本等较早提出压力型体制或指标考核体制分析范式，认为它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指标而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同时，尽管我们可能会通过经验逐渐否定在进入田野之前的理论预测，但在执法个案研究中，甚至是在所有法学研究中，都应明确科学连续体是由抽象与实验两大要素相结合而构成的。执法部门上下级因创卫专项执法处于紧密关系、高度敏感和频繁互动的状态之中，对创卫负责总把关的S区则需要推动各部门的合作、凝聚执法资源、部署任务和指标以及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民警选择文明执法，与车主不断进行的言语辱骂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民警手中的执法权获得了群众认同。

在此意义上，围观群众每个人也均拥有权力。同时，舆论亦会对车主与民警行为逻辑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执法队员在街头执法时对当事人的态度，与在执法机关办公室对当事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很多研究者就是在对概念进行分类的过程中，抽象出一般性理论，最终发现规律。例如，上述执法个案中，空间理论、本土学说、组织学都有可能解释执法过程的某个场域或某类现象，但很难说哪种理论是最有效的理论或没有缺陷的理论。车主对交警的执法行为十分不满，并一直跟随交警。

执法组织对所有小巷道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和高强度执法，并开始无差别的罚款扣分，致使巷道中所有车辆均被贴上罚单。四、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通过对上述执法个案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执法个案与执法权力自身的运行逻辑，而且可以发现权力运行的一般性关系网络，找到普遍性的权力概念，并最终运用认识权力、解释执法权的工具。与此同时，对经验本质的认识一经体系化，就转化成了理论。然而，实际上，根据对亚历山大所绘的科学连续体模型，从抽象环境到实验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节点都要求抽象要素与实验要素结合起来。

其原因在于在特定的街头空间内，执法队员的行为受到诸如围观群众、舆论等条件的约束。同时话语亦可强化权力，从而使权力获得人们的认同。

权力、规则与话语三者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细胞结构，权力在社会中的运行即遵循着这一种三角关系。他认为：‘纸上谈兵式的法理思辨，一经遇到活生生的法律实践，就很容易暴露出问题和不足，并最终被研究者所抛弃。

斯洛文尼亚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当你处在权力位置上时，并不是说你就拥有权力，而是权力通过你来行使它自身的力量。车主在现场，交警按常理应当给免予处罚的机会。权力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个地方，其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运作。因为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中国同样是一个个案，也只有从中国自身这个独特个案出发，才有可能建构起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二）从抽象环境出发如果从抽象环境出发，首先进行图1箭头最左侧的一般性预设，假定一个判断，从而进入理论模型，则是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研究进路。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是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

如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历史形态理论，均是关于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理论。在民警试图控制车主时，民众开始沉默，这表明民警的权力认同处于流动状态，一个巩固的、集中的、在民警手中的权力认同开始从指缝中流走。

遵循在微观层面解剖权力的个案分析路径，可初步回答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如何从执法个案走向一般理论。组织环境是指组织之外所有影响组织生存和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重要因素。

二为去传统中国学术的中心主义。车主之所以会选择以言语辱骂执法民警而非依法接受行政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执法场域内围观群众正在不断聚集，警察在此情形下如果作出过于强硬的反应，可能会产生高昂的执法社会成本。

个案研究带来的理论转向，可以说是从本质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大转型，也许可以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摆脱西方现代化宏观范式支配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契机。例如，王笛通过对袍哥的个案研究，展现了近代川西地区的风土、经济、社会、组织、管理等特征。在具有政治科学、政治伦理学意味的警察学向行政法学转变以后，执法问题开始从警察学剥离出来，成为行政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引领下，社会理论出现了空间转向的趋势。

另一方面，从抽象环境出发提出一般性理论预测，从方法论上不能简单嫁接移植某个域外学说或理论观点。但随着事件的发展，群众与执法者开始出现裂痕。

但总体来看，我国行政法学界目前主流研究方式仍旧集聚在平面的结构理论上，更多关注执法主体是否适格、执法权是否集中、执法监督是否规范等问题，执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往往被归结于执法主体的执法权缺失或权力运用不规范。在确定理论模型后，即需在选定模型基础上提出概念，并进行定义。

正是借助理论这个介质，研究者得以深入复杂经验，进而观察、理解经验的本质。但事实上，执法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民众可能很少与司法机关直接打交道，但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执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从独特个案中提炼出具有概括性、解释力的一般理论如何可能以及个案研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真的存在单纯的抽象要素和纯粹的理论模型。对于当前中国学术而言，所谓去中心化还有更多的含义，即指两个去：一为去西方的中心主义。街头官僚或街头政治家理论对这一事件中各行为主体行为逻辑的分析有明显的参考价值。

但是，从执法个案的事件链角度来看，这一执法才刚刚开始。他认为，空间正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

由于这些任务指标中不少采取一票否决制，各级组织实际上只能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一名交警在给一辆违法停靠的车辆贴罚单后，在附近商店买烟的车主立刻返回车辆旁，并承诺将车开走，请求交警撤回处罚，但遭到交警拒绝。

用简单的理论性语言对个案的经验性事实进行初步描述、分析和综合。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交警在这一平时未进行过交通执法的小巷道启动了街道整治，且为高强度执法，即对停靠在这一巷道中的、此前未进行过罚款和扣分的车辆，开始无差别的罚款扣分，致使巷道中停靠的所有车辆均被开具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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